商業周刊 「反高學費」、「尊重學生受教育的權利」……，由「高學費」引發的教改爭議，最近在台灣社會延燒。高學費這道無形的高牆，許多家長、學生都想打破。 然而，越過了這堵牆，四年後，卻有很多人還會碰到一道更高的無形大牆──職場的高度競爭要求，讓他們脫不掉方帽、踏不進社會。 四年暴增三倍 大學生延畢率達一成 今年夏天逾一萬八千兩百人 根據教育部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九十一學年度，每十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是延畢生，延畢生人數達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三人。這個數字，是四年前延畢學生數（六千四百二十四人）的三倍。這個數字不包括專科、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在內，若加上專技的學生人數，數字還將更高。 這是一群與職場脫節的延畢小子！除了部分人是學業達不到畢業的標準外，不願走出校園的這群人，都是因為擔心踏入社會後競爭力不足，於是一延再延，在學校不停的修習學分，企圖練功強身，或者乾脆暫時躲在象牙塔內晃來晃去，拒絕踏入社會！ 過去被視為金飯碗行業之一的教師工作，是就讀政大教育系四年級學生馬安怡選擇念教育的主因，但今年連她在內的七十個政大教育系學生中，就有超過十個學生選擇延畢。隨著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國內各大學教育學程的開放，讓老師供過於求，各個大學每年產出兩萬名實習教師。政大教育系畢業學生的教師錄取率從四年前的八○％，掉到現在的五○％。 馬安怡為了替自己的教師資格加分，輔修歷史系做為專長；又擔心自己無法考上教師資格，因此雙修公共行政系，為另尋教育行政的工作機會做準備。像馬安怡這樣的學生，要取得足夠的就業競爭力，得要修滿二百三十七個學分，比過去大學基本畢業學分門檻一百二十八個學分還要多出一百個學分以上，大學四年根本修不完。 大學努力五年畢業後，還得再當實習教師一年的馬安怡說，「大學念滿六年，只是剛開始，是不是能找到老師的職缺，還得看運氣呢！」 教改十年來，台灣平均每一年增加九所大學，大學淨在學率由二五％膨脹到四六％，幾乎增加一倍。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認為，文憑像是一種文化貨幣，投資越多，對「未來」的購買力便越強。只是過去的大學生花了四年，能得到預期的回收，現在這些回收被滿街跑的大學生給稀釋掉了，學生因為回收差，只好賴在學校裡更進一步追求碩士文憑，以保障自己的未來競爭力。 從大學升學率個位數，到幾乎人人有大學念的時代，二十八年前的《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看著現在的「延畢小子」忍不住說，富裕與多元價值的轉變，讓這一代的延畢小子面臨了一個競爭超激烈的時代。 七月二十五日在一場座談會上，教育部長黃榮村也坦承，教改十年，讓大學生膨脹快速，而且產學結合不足，導致許多大學生畢業後無法適得其所。台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高強華也指出：教育經費有限，但大學越來越多，「在大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素質一定會下降。」 大學生畢業素質越來越低，但是企業用人的竿子卻越升越高了。 在國內銀行界中，名列大學畢業新鮮人最想進的金融機構之一的美商花旗銀行，今年的十多個儲備幹部中，每一個都擁有碩士學位，而且大部分都還是擁有國外碩士學位的人選。 高學歷．低能力 「學歷通貨膨脹」時代來臨 每一百個職缺中，近五成要求碩士學位 花旗人力資源部副總裁陳順康表示，並非是花旗刻意選擇儲備幹部的學歷，過去每年都會有學士學位的儲備幹部，但這個現象近年越來越少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求職的新人裡，學歷普遍都提高了。 不過，陳順康也認為，即使擁有碩士學位的社會新鮮人也不一定具有很強的工作能力，這種「高學歷、低能力」的問題，是企業用人最擔心的現象之一。 根據一○四人力銀行的調查，現在企業界的徵人條件中，每一百個工作中，有四七％的工作要求具有碩士學位。國內前一百大企業中，更有七成的工作職缺的基本門檻，必須擁有碩士學位。 一○四人力銀行總經理楊基寬說，這是國內大學教育與職場的「惡性循環」現象，越來越惡化的結果。他指出，理論上台灣並不需要太多的碩士生，但在大學錄取率越來越高，大學學位已成了謀職的基本門檻，使得大學生為了增加競爭力而開始延畢考研究所。 楊基寬指出，現在每一百位大學學歷以上的求職者，平均有十三位擁有碩士學位，十年前，碩士生的數字不過是三 、四位。由於競爭激烈，再加上大學院校開放太快，企業主無法從大學學歷判斷社會新鮮人的能力，因此紛紛將基本門檻再往上調高至碩士層級。 「這是學歷的通貨膨脹，將會產生高學歷做低學歷工作的問題，」陳順康說，台灣的大學教育資源太過浪費，未來將會產生像印度一樣的現象：印度的大學比台灣還普遍，造成大學畢業的人多到只能從事中學生就有能力負擔的工作，因此在印度，得念到碩士才有機會從事實際大學生資格的工作。 的確，美國學者Randall ColIins早在好幾年前就曾將現代教育比擬成「文化通貨」（ cultural currency）要大家注意文憑證書的數量問題。文化通貨可像錢幣兌換貨物一樣兌換所要的職業，當市面上有更多的通貨流入時，它也像錢幣一樣會貶值。同樣的，當市面上有更多的學歷角逐少數職業時，它也會像錢幣般會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 而且，龐大的教育資源卻培養出更多走不出校園的學生，這個結果對於整體社會競爭力與個人都是很大的損失。 一九七五年次，台大心理研究所四年級的鄭文郁，大學一年級念台大圖書館管理學系，大二轉到台大社會系，再雙修經濟系，念到大六才畢業。然而考研究所時，也從原本屬意的新聞研究所，再轉換到心理研究所。 當年的同班同學已出社會工作三年，鄭文郁念了近十年的大學、研究所，才在心理研究所找到自己有興趣的臨床心理學工作。 雖然當年因為大學為了找工作的競爭力考量，雙修社會、經濟系雙學位，鄭文郁給了自己延畢的藉口，去逃避思考人生的方向，結果大學念了六年才畢業。「雖然不後悔過去的經歷，但如果當初大學教育就教導學生早點思考人生方向，我就不會選擇延畢這條路。」 元智大學今年最新的九十二學年度延畢生統計數字顯示，一千三百九十位大學部學生，有三百四十四位選擇延畢，去年同期只有二百五十一位。 人生路茫茫 延畢是為多一年準備期 結果竟永遠少一張畢業證書 元智大學教務長王立文說，大四學生選擇給自己多一年的時間思考未來方向，或者是準備考試，其實多半是屬於「害怕面對自己、害怕面對未來」的心態，抱持這種心態的學生，其實就算再多讀一年，也不會建立自己的競爭力，越晚出社會找工作，只會面對更多的競爭者。 學歷通貨膨脹的現象，不只衝擊到大學畢業生，事實上，目前職場中的各個階層，也出現了「永遠少一張畢業證書」的現象。 不久前，美國《商業週刊》在進行全美商學院的排名時發現，美國商學院的畢業生們面臨著ＭＢＡ學位嚴重貶值的局面：即使是全美排名前三十位的商學院中，今年也只有六○％的ＭＢＡ畢業生能夠找到工作，而且他們的年薪比起從前也大大縮水。 過去大家慣性的認為：美國名牌商學院的ＭＢＡ學位，就是獲得高薪工作的通行證。但事實證明這並非真理。《商業週刊》指出，這一張畢業證書只能做敲門磚，即便敲進職場大門，未來只耽於「一種學歷、一種能力」的人，還是可能在企業組織變動時，成為被淘汰的一個數字。 花了五年時間，才在今年一月拿到台灣科技大學ＥＭＢＡ碩士學位，在四月成為日商愛普生第一位本土籍台灣區總經理的李隆安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高工夜補校生學歷畢業進入大同公司工作，就感受到文憑所帶來的工作發展瓶頸，而決定返回大學校園取得學士文憑，再重回職場工作。李隆安以不斷的在職進修，作為自己不斷在職場上競爭的武器，從過去到現在，李隆安就擁有大大小小超過五十張的各式進修證照，這些證照取得時間短則三小時，長則八十八小時，還不包括平常花在日語學習的部分。 李隆安回顧大學教育至今，「大學取得的電子資訊學位知識，真正在職場上運用到的不到一○％。」因此，李隆安認為工作過後，才能在職場的奮鬥過程中發現自己缺乏什麼，需要什麼。 念書永不嫌多 工商管理、電腦以及語文三大最愛 金控公司證照越多，錄取率越大 在愛普生升至副總經理之後，李隆安五年前再回學校進修學位，他說，「工作一段時間後，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缺少什麼，需要補強什麼，學習態度也會大不相同，」尤其在知識經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後，學習的不間斷，讓現在的職場進入了一個永遠少一張畢業證書的年代。 另一位文化大學韓文系畢業，在外商科技公司擔任行銷公關工作的王小姐，雖然工作八年來累積了相當的專業經歷，但還是感受到職場的危機。她說，雖然行銷公關是一項專長，但都是公司賺錢時，才肯花錢做的事，「如果公司不賺錢，最先裁員的往往也是花錢的行銷公關單位。」 為了替自己的職場競爭力累積更可靠的籌碼，王小姐選擇念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ＥＭＢＡ學分班。「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是負責行銷公關工作的，其他的不是總經理就是董事長，全是與公司核心業務相關的管理者，」這更證明了她認為在邁入職場後，要在公司繼續向上發展，就得擁有與公司經營決策最相關的工作連結，不斷的進修以儲備轉職的學分證明，就成了王小姐確保職場安全感的方法。 十五年前，開始設立進修推廣教育的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大學在職進修推廣單位，開設班次從八十八學年度的九百六十班，到了今年超過一千五百班，報名人次也從兩萬人次上升至兩萬六千人，營收從四億二千萬元，成長至今年的七億元，為文化大學貢獻了一五％的收入來源。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近五年來的快速成長，主要的課程集中在工商管理、電腦學習以及語文三大部分，正反映了現在職場的需求方向。 今年起，文化推廣教育部甚至與企業簽約合作，接受企業要求的特定技能人才開班授課，讓學生在畢業後直接到合作企業工作，讓進修教育與就業直接結合。 例如，從事賽貝斯軟體系統整合的倍力資訊，因為需要具備特定程式語言的人才，一般大學教育的畢業生還得接受完課程訓練才能符合資格，倍力資訊為了快速培養適合的軟體人才，利用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的硬體設施，減少員工訓練、篩選成本，同時達到培訓員工的目的。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訊息傳達發展中心主任徐秀珍說，民間企業利用文化推廣教育部的硬體設備資源，培養特定工作所需的人力，顯示在職教育已經成了職場大趨勢。 在台灣，另一個活生生、永遠少一張畢業證書的戰場，就在國內各大金控公司內上演。以國內最大的國泰金控為例，為了配合金控公司的成立，基本門檻的「壽險」、「產險」、「信託」、「投資型保單」及「理財規劃人員」五張證照為基本需求，現在顧用的社會新鮮人只要證照越多，錄取機率越大。 同樣是蔡家的富邦金控龐大的金融版圖裡，最近則是發下了一紙正式公文，讓富邦金融相關事業群展開一場「證照」大賽，每個事業群互相競爭，哪個單位擁有的證照張數愈多，表示那個單位的實力越強。 各單位的主管也莫不以要求部門員工考取證照為努力目標，富邦的現象也只是國內眾多金融服務業的現象之一。 擁有十一張專業證照，是富邦白金理財中心證照張數最多的副主任柯夙芬，四年前踏入金融服務業時，憑著擁有專業證照，在主管心中還能享有考績上的加分優勢。但現在金控成立，專業證照只是必備工具，就如同大學文憑一樣普通。 因此，五十九年次的柯夙芬為了增加競爭力，幾乎能考的證照都考。今年，她準備去考第十二張與她目前工作無關的「初階授信」；並再花一、兩年時間考第十三張證照──「國際性理財規劃人員ＣＦＰ」。「擁有這十三張證照後，我才會覺得對我未來的工作發展更有保障，也才算證照蒐集完全了，」她說著。 新進金融業不久的柯夙芬，能趁年輕考取所有應備的證照，快速累積職場的畢業證書。但超過四十五歲，在另一家金融機構擔任中階主管，資歷累積超過十六年的張先生所感受到的，則是來自年輕人以及大環境改變的轉型壓力。 只有大學畢業文憑，憑著工作資歷掙得主管的位子，但對於電腦打字速度都不是很快的張先生來說，他所管轄的新進員工有半數具有碩士學位，其中更不乏留美碩士。與這些年輕人晚上一起加班讀書，準備各種證照的考試外，家庭的負擔與體力上的衰退，已經讓張先生覺得壓力很大；現在更要思考是不是得再去念一個碩士學位，才不會被學歷更高、薪水更低的年輕人取代，但只要想到考試、寫論文的壓力，已經讓張先生心理壓力大到說不出話來。 擔心被淘汰 最少要有兩個學位、三張證照 八成受訪者覺得自己該讀書 根據美國勞工部一項調查，現在高科技產業的中階主管，普遍認為自己應該有三個學位或認證，才足以在職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其他製造業的中階主管也認為平均該有兩個以上的學位。而且不論產業類別，八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己「該」去上課了，雖然他們當中最後付諸行動的則大約只有一半。 不論大學校園還是現代職場，學歷通貨膨脹都將會越演越烈，楊基寬就建議現在的大學生想要四年畢業後，順利找到一份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擁有三張證書：畢業證書、輔系證書，再加上一張專業證照證書，才能確保不會「畢業即失業」。 當學歷通貨膨脹開始產生，最危險的就業族群其實是在職場已累積相當工作經歷的資深員工。「高學歷、有衝勁，薪水又低是現在進入職場年輕工作者的特色，」中華民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理事長張瑞明說，這群人可能只要花兩到三年時間，就能取代資深員工累積多年的工作經歷。 所以，對於職場的中階主管來說，在工作上增加自己的廣度、深度，接受不同工作的輪調，或是再教育以充實新知識，是避免被高學歷的後進者取代的方法之一。 「最重要的，不能有倚老賣老的職場倫理心態，」張瑞明強調，現在是講求能力而非資歷的時代，要能保有競爭力，就得先要有正確的職場工作心態。 延畢不一定增加競爭力，進入職場也不代表永遠有競爭力，或者就像哈佛管理學院院長克拉克（Kim B. Clark）去年在一場演講中所說的，「現在學歷只猶如微薄的本金，如果想在本金上不斷生利息，就得從職場不斷學習、不斷變化（transforming）才有辦法贏得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