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http://www.humanity.com.tw/244/108.htm 作者 ■ 林煌洲 當佛教風靡全世界之際，作為佛教發源地的印度， 為何因伊斯蘭教滅絕了，直到十九世紀，才由斯里蘭卡回傳至印度？ 本文作者為印度菩那Pune 大學宗教哲學博士， 對印度文明與藝術有極深的研究， 將於本文中闡述 印度佛教的興衰。 印度佛教創始於西元前約五世紀時，佛陀覺悟證道後，首次在鹿野苑 傳道給五比丘，此後歷經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直至西元十三世紀衰亡為止。在此漫長時空的發展過程中，有幾項因素決定或影響印度佛教的興起、盛行與衰微。此處所探討的主要因素是架構在印度次大陸（包含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此廣闊而多元的地理環境中，而非指現今的印度共和國；以及架構發生於此地域中，由西元前約五世紀直至西元十三世紀為止的時間變動洪流之中。本文不談枝末細節，只論決定印度佛教發展的重大議題、事件背後主要的外在時空因素，至於決定印度佛教特性、風格、作為及方向的主要內在因素，如宗教哲學思想、人格風範等議題，則留待日後再作討論。 關於印度佛教的興起，似乎可舉出文明東遷、國家與城市興起、沙門興起；而佛教的發展與盛行似與以下因素有關，如：商業及手工業發展、希臘與中亞外族、南印度勢力興起；至於佛教的衰亡似乎主要在於佛教多元文化引起價值觀的改變，因而造成佛教內在質變而步向衰微，至於伊斯蘭教摧毀佛教，則非印度佛教衰亡的主要因素。 文明東遷、國家與城市興起、沙門興起 印度文明的發展始於西方的印度河流域，首先據信是創立史前印度河文明的達羅維第人，其次是由印度西北方進入印度的阿利安人，從此開創印度有史時代。達羅維第人或印度河文明的建立民族，已建立若干規劃性城市以及農耕文明，並與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進行沿海貿易，而後來的阿利安人則由最初游牧部落、畜牧文明，之後開展成村鎮的農耕文明。之後，當印度文明發展至印度河與恆河上游之間稱為中央地區，是婆羅門教文明的重心地，以俱羅國為代表。其後，在佛陀當時，印度文明更發展至恆河上游、中游一帶，甚至恆河西南一帶，通稱為十六國。此時似乎已進步到普遍使用代表高度文明發展的鐵器及精緻黑陶。 佛陀所屬的釋迦族建立迦毗羅衛，它並非十六國之一，而是夾縫中生存於諸國爭戰之中的一個所謂部落小城邦。雖然在憍薩羅國與摩揭陀國兩大強國兼併及爭戰之中，釋迦族所建的迦毗羅衛在佛陀晚年時也不免被兼併、或滅亡。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十六國代表了君主政權與民主政權競相發展、部族與國家的抉擇、舊思潮文化傳統與新思潮文化的創新、舊階級族群與新階級族群的彼此制衡。這樣代表東方文明的新興城市與國家觀念的制度，帶來一種新機運、新氣象，少了傳統而較多開放、自由、開拓、冒險及創新。這些社會及國家的氣象與環境造就出時代的英雄，他們被稱為沙門，以有別於遵守吠陀傳統的婆羅門。 佛陀也是沙門之一，在佛陀之前早已有沙門；除了身為沙門的佛陀之外，六師外道正是數百位沙門之中較具有代表性的六位思想家。時代造就英雄，而英雄又創造時代，東方文明的沙門正是如此的寫照。他們的出身或社會地位看來不必然與剎帝利有關，而是與所有四種姓甚至卑劣的低種姓族群都有關；不必然與優秀的阿利安血統有關，而是非阿利安血統或與前者的混血種。這種情形不僅見於沙門主要的成就上，亦即宗教哲學，同時也見於東方的政治及軍事上。 換言之，沙門在東方較為盛行，而婆羅門主要影響在西方的俱羅國以西。在印度西方與東方兩種不同文化特質的薰陶之下，各自造就出偉大的物質與精神文明。若使身為沙門的佛陀出現於印度西方，則是否能誕生出偉大的佛陀則不無疑問；即便佛陀的人格特質不因生於印度西方，或強力的吠陀傳統的束縛而少有所改，但沙門運動在印度西方能否成功地成為社會思想文化運動，則令人懷疑。 農業與商業及手工業發展、 希臘與中亞外族、南印度勢力興起 促成印度佛教興起的主要因素如前所述，似乎與印度文明東遷、東方的國家與城市興起、非吠陀的沙門興起有關。在諸多沙門之中，後來能成功地發展成為宗派者只有順世外道（後世稱為唯物派）、耆那教以及佛教，其餘都相繼消失或匯歸於其他宗派。造成印度佛教的發展與盛行的因素有許多，由佛教本身而言，較為直接的主要外在因素似乎是商業及手工業發展、希臘與中亞外族、南印度勢力興起。 由前述可得知沙門基本上少有認同種姓族群觀念，佛教也是如此，雖然並未能完全根絕種姓的觀念，但至少佛陀本人極力避免或防範此種不平等觀念或作為，例如對於同時請求出家的兩位弟子，佛陀卻讓低種姓的優婆離先剃度而成為師兄，或在僧團中不論種姓身世，而只論修道與否以及男女之別。後世佛教基本上維持此種主張及作為，雖然似乎不盡全然符合佛陀種姓及男女平等的主張及作風。此種想法及做法吸引廣泛民眾信仰佛教，加上佛陀主張以各地方言教導各地民眾，造就了佛教的庶民運動，使得佛教獲得發展。庶民運動固然促成佛教的發展，然而對於佛教發展影響可能有限，主要是由於一般庶民缺乏社會與經濟實力。 相對之下，農業、商業及手工業的發展則決定佛教的發展。佛經中常提及聚落主或長者向佛陀或其大弟子問法並護持佛教，他們正是各地名重一方的鄉紳、地主、經營商業貿易、從事手工藝如製陶、冶金銀鐵、紡織或木工等。例如給孤獨長者因從商致富而以黃金舖地，而終於由祇陀太子手中購得土地，建立精舍以供養佛陀及僧團。或如有的僧團不知和合修道而起爭執，經佛陀訓誨仍不知悔改，佛陀因而孤身離去僧團；當在家居士得知後，立即告誡該僧團僧侶若不遵守佛陀教誨，則將停止衣食住的供養，因而使得僧團改過遷善。又雨季安居時眾多僧侶需要固定安住於一地達三個月，長時期的衣食住開銷龐大，平常民眾不太可能承擔得起。誰具有如此良好的經濟能力？除了前述因國家與城市發達之文明，使得國王與大臣具有政經實力可充分支持佛教或其他宗派之外，各地的地主、村落長、商人與手工業行會領袖，代表各地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甚至政治力量，他們的支持似乎才是佛教得以在各地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毋寧說他們才是中堅力量或知識分子，佛教因為他們而在各地獲得發展，而佛教的發展又促成或吸引稍具知識或身為文盲的庶民信仰佛教，因而讓佛教獲得更廣泛的發展。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帝曾入侵印度西北地區，並留下希臘部將，而這些印度化的希臘人在犍陀羅地區及中亞一帶建立大夏國與安息國，而開創出獨特的佛教藝術。希臘人並非都信仰佛教，也有信仰婆羅門教者。後來的中亞民族如塞族與貴霜族主要信仰佛教，但他們也信仰印度教，如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在金幣正反面刻有佛教及印度教神像。塞族與貴霜族基本上都信仰佛教與印度教並平等對待之，這種現象可能是導因於印度文化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多元文化以及宗派思想已逐漸調和。然而，安息與大夏是希臘文化與佛教文化的調和，卻只限於佛教藝術方面。希臘與中亞民族信仰佛教，主要是因婆羅門教或印度教傳統的種姓族群社會制度與觀念較為偏狹而保守，不易接受外來民族；相較之下，佛教既不主張種姓族群社會制度與觀念，且較為平易、開放與寬容。由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發展，若沒有希臘與中亞民族所建立的王國支持，恐怕難以達成。 孔雀王朝阿育王時，南印度諸國已經頗有發展，到了西元前一世紀時，南印度開始蓬勃發展，開創所謂塔米爾文化，此有別於北印度的阿利安文化。強盛的案陀羅王朝（西元前一世紀直到西元四世紀）是早期南印度文化的開創者及成就者，雖說信奉印度教，但也大力支持大乘佛教。部派與小乘佛教的發展似乎並未跨越南印度，因大乘佛教源自於南印度的案達羅而向北印度傳播，與大乘佛教龍樹有關的那迦孔達（Nagakonda）遺跡正是位於案達羅。至此，佛教發展成為全面性的庶民運動，佛教也因而遍布於印度次大陸各地。但也因此，不僅使得大乘佛教的思想文化與作風既不同於初期、與部派及小乘佛教，也與早已遍布各地且深遠影響庶民生活及觀念的印度教有所接觸並交互影響。 佛教多元文化及價值觀的改變、伊斯蘭教摧毀佛教 大乘佛教的思想文化與作風，既與深遠影響庶民生活及觀念的印度教有所接觸並交互影響，則佛教的風貌與文化是否造成變容？這種變容是否必須？又這樣的改變是表面形式的或是內在本質的？它有助於佛教發展或有礙於佛教？它是否與佛教的衰微有關？再者，一般認為因伊斯蘭教大肆摧毀佛教寺廟、雕像、經典、迫害僧侶，而導致印度佛教衰微，但真否如此？若是如此，難道主張絕對一神論及不接受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教竟會厚此薄彼，僅摧毀佛教而不摧毀印度教、耆那教？同樣飽受肆虐的印度教、耆那教並未因伊斯蘭教而滅亡，卻為何印度佛教竟因伊斯蘭教而消失，直到西元1891年摩訶菩提協會成立後，才由斯里蘭卡佛教回傳至印度本土？ 印度次大陸的住民並非單一種族，而是多種族、多語言、多元文化。在希臘人進入印度之前（326 B.C.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帝在旁遮普建立屬國），傳統的印度文化基本上可較為單純地劃分為本土土著住民與外來的阿利安人，後者主要開創古代印度文明，並在後世逐漸與前者融合而共同成為傳統印度文化的代表者，以有別於後來被視為外來者的伊斯蘭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佛陀時代傳教地點侷限於北印度中游一帶，佛教文化基本上是單純一致的，這點可由思想、戒律及作風而得知。 佛陀去世後，佛教逐漸獲得更大發展而傳播至各地時，由於地理環境、人文背景、歷史時代、方言文化、習俗與種族以及觀念等差異，因而對佛教思想與戒律的詮釋或論述頗有出入，於是部派或小乘佛教因而形成，這正是由於多元文化與價值觀的改變，造成佛教風貌及內涵的改變。它是以北印度阿利安文化為主，而融合希臘及中亞民族文化所產生的多元文化與價值觀。至大乘佛教時改變更大，或許是因大乘佛教發源於南印度而帶有塔米爾文化色彩，以致於在思想及戒律及詮釋上十分不同於北印度及西北印度的初期、部派及小乘佛教，反而更加接近庶民的生活型態、作風與觀念，如偏重天界及淨土信仰、祈禱、儀式、念咒、母性特質、布施、功德、禮拜佛塔、抄寫及讀誦大乘經典等。 佛教的傳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們質疑佛陀純樸的作風、生活型態、無神論主張、理性及經驗的實證主義、人道精神等，仍舊保存與否或者到底還保存多少。佛陀的確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宜，也確實民主、開明、通達、慈悲，但不論以何種方言說法、與何部族或何人講道、在不同的時地環境及條件中，佛陀的立場、精神與本質並未改變。換言之，上述外在時空環境的多元文化及價值是為佛陀所善用，而非受其限制或影響而任意改變，亦即，生存於後世部派、小乘、大乘佛教時期，甚至存活於當代，佛陀的簡易平實純樸及中道的作風、生活型態（如單身無性行為等）、無神論主張、理性及經驗的實證主義、人道精神也不會有所不同。若非如此，則佛陀將只是一個普通名稱，而非意指卓越的思想家與倫理實踐者，自然也不值得我們尊敬、禮敬與讚頌。 由此我們可說，初期佛教原本不持金銀的戒律，基本目的在於以托缽乞食生活培養精神修養，儉樸、刻苦、捨棄、鍛鍊意志、道心就是它的精神所在。雖說時地或習俗文化可能有所不同，而造成無法完全遵守此戒律；但若不能遵守及奉行這樣的基本目的與精神，如何可說是佛陀弟子或僧侶，畢竟精神修養才是他們的唯一目的。同理，民主須講求和平與紀律，這是僧侶及佛弟子共住生活的基本準則，不論男女（當然需要別住）、長幼、身世、地位等；只是奉行佛陀思想觀念，雖然每個人對佛陀思想觀念的理解或詮釋可能有所不同，但絕不會悖離佛陀的中心思想觀念，否則即非佛教。例如部派的分裂與紛爭就不合「法」；或者雖然尊重女性或母性，但絕不會將它解釋為生殖力量或宇宙的創生能量，更不可能將它以陰陽合一或男女雙修的儀式或型態加以呈現。大致而言，我們可說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由於多元文化及價值觀的形成與融合，而導致各時期、各地佛教風貌及思想及文化有所差異，同時也與量變，導致質變有關。佛教多元文化及價值觀的混亂、混淆與不一致看來似乎才是佛教衰亡的主因。 至於因伊斯蘭教入侵而導致佛教衰亡的說法，大體上已經不太受到印度佛教史學者所採納，至少是次要原因。伊斯蘭教約在十世紀進入印度，只是劫掠及破壞，對印度政經社會文化並無重要性或影響性，直到1200年德里蘇丹王朝建立後，才逐漸成影響與對立。佛教在七世紀時已經密教化，而印度教也一樣是密教化，但印度教不因此滅亡，而佛教卻在密教化後而滅亡。這其中的差別主要在於廣大鄉鎮庶民的民間信仰很早（約西元前1000年吠陀時期）就與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結合，而成為其民眾生活中的重心及生活禮儀。而佛教的密教化導致佛教信仰及面貌與印度教混淆不清，反而使佛教既失去其本有的特色，又讓佛教日趨下流而失去其價值，更讓佛教日漸被吸收入民眾信仰之中，被視為印度教的一部分，而民眾則只是一味重視及遵守傳統與信仰的文盲或無知者而已。換言之，在九世紀以前，印度教早已經統一印度文化，而或為其代表者。在此情形下，佛教的衰亡早可預期，伊斯蘭教不過是結束了早已苟延殘喘的印度佛教而已。 （本文作者為真理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德藏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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